哲学家托比约恩·坦斯约批评了政府提倡的“存在健康”计划，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是治疗疾病，而非关注人生的意义感。他将该计划斥为“毫无根据的庸医行为”，并质疑其合理性。坦斯约认为，政府应将资源集中于医疗保健，而非投入到提升个人生活意义感的项目上。他强调，虽然个人追求人生意义是重要的，但这并非政府的职责范围。该计划被批评为资源浪费，未能有效解决实际的健康问题。坦斯约的观点引发了关于政府在国民福祉方面角色的讨论。此举也反映出社会对“存在健康”概念的争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