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瑞典国家流行病学专家吉斯兰批评了瑞典公共卫生局（FHM）在疫情期间对“存在主义健康”的过度关注。他认为，FHM将过多精力放在民众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上，而忽视了更紧迫的公共卫生威胁，例如病毒传播和重症病例。吉斯兰表示，这种做法让他感到“非常不严肃”。他认为，公共卫生部门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控制疾病蔓延，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，而非优先考虑心理慰藉。吉斯兰的批评引发了对瑞典疫情应对策略的进一步讨论。他强调，在危机时刻，公共卫生决策应基于科学证据和实际风险评估。此事件也反映出瑞典在疫情应对中，对公共卫生优先级的不同观点。